编者按

一九四〇年春，热衷于社会行为、积极参与宪法修正案的原天津《益世报》编缉罗隆基被聘为西南联大莳植，只是两年后，他却遭到解聘。关于这一事件，以往的斟酌少有波及。作家在整理傅斯年与郑天挺书信时，发现存一函正经经营了此事。从中可见出罗隆基被聘的缘故和傅斯年、钱端升等的东谈主事纠葛；而解聘的信得过原因，则可从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志》的记录中看出线索。戋戋一个解聘事件，亦有其时复杂社会政事的投影。

西南联大“罗隆基解聘事件”

文 ｜ 孙卫国

一、傅斯年信函

罗隆基（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五），字努生，号鲁参，江西安福东谈主。二十世纪中国有名社会行为家、中国民主同盟创举东谈主之一。一九一三年入清华留好意思规划学校，一九二二年七月赴好意思留学，一九二八年取得伦敦政事经济学院博士学位，归国后任教于光华大学。不久创办《月牙》杂志，随后任天津《益世报》社论编缉。一九四〇年春被聘为西南联大（北大）莳植，但为时不长，一九四二年四月就被解聘。接洽罗隆基的斟酌，恶果不少，刘志强莳植剪辑了《罗隆基文集》（四卷，香港城市大学出书社二〇二二年），书中收录他编的《罗隆基年谱》，关于被西南联大解聘一事，年谱中并无波及。笔者在整理傅斯年与郑天挺书信时，发现一函，正经经营了此事，或可略补不及，也为真切西南联大时间傅斯年与郑天挺的往返，加多一个插曲。

傅斯年函

（图片）

为全面了解事件原委，先从傅斯年致郑天挺的函谈起，全文如下：

毅生吾兄附近：

罗努生闻已由北大（联大）排除聘约，未知然否？如已排除，弟不止释重任也。此君之来，端升说是我的认识，此未可囫囵说。我乃有条目之认识，端升将条目去之，而仍说是我的认识，此端升之性情也。此事流程如下：

在某一次开参政会时，努卿为“宪法”大死力，而受某钜公之责。其时弟与枚荪皆觉努为过，其虽不逊，其东谈主确有材，似应给他一个临了的契机，免得他随着一群浪东谈主作浪去。（此在当天念念之，固为休想；在其时，确恻隐他，心惜其才也。）彼时吾辈固恻隐之，而惜之，而欲其不随卑鄙也。故弟与梅荪、端升商量此事，弟之认识如下：

由端升（法学院长，此事本由他管束）劝罗，以后务正业，埋头读几年书，不要兼事、多事。如可能，则北大不错聘之为莳植。但此须先与孟邻先生详商，并须清华不反对。端升若何对孟邻先生说，我不知谈，但北大请他了，云是我的认识。努生在暑假尚未如校前，即兼了某系守护人（雪萍告我的），我去问端升，何故不遵其时之条目，端升说，他（钱）请他（罗）本是无条目的，请东谈主是要礼貌的，弗成有条目。我说，咱们本来说是有条目的，如无条目，那就只是你钱端升的事，而不是我傅孟确凿事了，此与端升一吵也。即请端升告罗，弗成兼差，端升不愿，二吵也。其时钧行先生为咱们献请此事，钱、罗均在座。我即对努生云，“北大请你，是但愿你能专心，能埋头读几年书，能不兼肇事，今闻兼守护人，大未便”。努生力解释无此事，只缪请他一次，他已坚辞。不错书之规划的稿子，而不受酬云云。返后，弟对端升说，此事还请兄随时驻扎，端升云弗成。

次年，端升以努生为介，在某处弄到钱，续办《当天指摘》。陶孟老盛怒，称云，与端升大吵两次。孟老劝我，也劝端升，我说，我既不为《当天》作文，无此资历。但自后实微劝之，则端升怒吼如雷也。

以后在龙泉镇钱公馆闲扯，因弟仍念谈请努生之条目一事，端升盛怒，弟亦盛怒，论：（一）兄根底藐视北大过甚同东谈主，故作念法学院长而不死力。（二）罗努惹事，实是改了原议（条目），傅孟真为此蒙不白之冤。端升末云，向北大离职。我说，这与我不接洽。总之，往常为罗事数次小吵，这次大吵，以后遂弗成谈此调矣。罗二年中，闻并未发愤，且去年之事太丑矣，其解聘宜也。此函乞转陈孟邻先生及枚荪、金甫两兄一阅，勿公开传不雅也。专此即颂

大安

弟斯年

八月廿一日

傅斯年此函中虽谈罗隆基解聘事，本质上是讲明他和钱端升关于聘任罗隆基的气派不同，因此有必要先对西南联大（北大）若何聘任罗隆基稍加考辨。

二、西南联大聘任罗隆基

罗隆基原为天津《益世报》社论编缉，一九三八年八月，因为日本东谈主占领天津，《益世报》停办，罗隆基遂南下，但一直并无固定责任。他热衷于社会行为，一九三八年六月，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开辟，算作国社党同样东谈主，罗隆基被选为参政员，启动参政。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旬日，他参与草拟宪法修正案，陶孟和、周炳琳、钱端升和傅斯年都投入此会了，因而相互老成起来。九月份，罗隆基主稿，编成了《五五宪草修正草案》，十一月，再由罗隆基主捏，进一步完善《五五宪草修正草案》。这即是傅斯年函中所言“在某一次开参政会时，努卿为‘宪法’大死力”之意。一九四〇年三月，宪政期成会第三次会议，空洞各方意见，进一步修改《五五宪草修正草案》，最终成《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建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》（简称《期成宪草》），此修正案非常建议“国民大会议政会算作国民大会的常设机构，在国民大会休会技巧应用世界对政府的放手权”。四月份，进一步经营修正案，争论甚烈，会后将各方意见上报国民政府，被蒋介石品评为“回击孙中山世界有权、政府有能，全能政府的设计”（刘志强：《罗隆基年谱》，172页），这即是函中“而受某钜公之责”所指。

1938年，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举座参政员合影（起首：wikipedia.org）

傅斯年通过这几次会议，关于罗隆基的学识较为抚玩，以为他“确有材”，总结“他随着一群浪东谈主作浪去”，羡慕他，恻隐他，于是跟一同参会的北大（西南联大）共事法学家周炳琳、钱端升（法学院院长、政事学系主任）商量，提议聘任罗隆基为西南联大（北大）政事系莳植，其时为一九四〇年四月；而罗隆基珍摄就任西南联大政事学莳植，乃是一九四〇年九月秋季学期以后。由北大聘任罗隆基，傅斯年是有条目的，诚如函中所言：

第一，请钱端升转告罗隆基，要专心学术，少掺和社会上的事情。“以后务正业，埋头读几年书，不要兼事、多事。如可能，则北大不错聘之为莳植。”少搞社会行为，也不要到处兼职。尽管由钱端升聘任，但傅斯年见到罗隆基，还亲口跟他抒发此意。尽管罗隆基矢口诡辩，但要求罗隆基不参与政事行为，专心于学术斟酌，实在不可能。尽管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，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》未获通过，关于罗隆基等认识宪政的民主东谈主士是个打击，但并未禁绝罗隆基参政议政的决心。他借助《当天指摘》等期刊，通常发表认识宪政、袭击时政的政论著作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，还在昆明以西南联大莳植的步地，禁受《新华日报》记者的采访，泛论国表里步地场所。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，在重庆，与黄炎培、章伯钧等东谈主高明开辟民盟。所有这些行为，皆备回击了傅斯年所建议的“条目”。

第二，请钱端升先跟北大校长蒋梦麟商量，因为是在昆明西南联大，不仅要得到蒋梦麟答应，同期清华的同东谈主们也弗成反对，才有可能完了聘任。函中言“但此须先与孟邻先生详商，并须清华不反对”，这是第二个条目。

钱端升（起首：tsinghua.org.cn）

这两个条目，第一个是对罗隆基本东谈主的要求，算是内因；第二个是学校层面的问题，则是外因。外因虽也有点问题，但无本色影响，内因则并未如傅斯年之意。因为在暑假技巧，罗隆基还莫得珍摄入职前，傅斯年就外传罗隆基为某系兼职守护人，引得傅斯年不快，并向钱端升发兵问罪。最终获悉正本钱端升根底就莫得跟罗隆基提这所谓的“条目”，钱端升坚捏：“他（钱）请他（罗）本是无条目的，请东谈主是要礼貌的，弗成有条目。”尽管傅斯年跟钱端升都但愿聘任罗隆基为莳植，但两东谈主的起点与原则皆备不同。傅斯年想劝罗隆基专心学术，以不掺和社会行为为前提，方能聘任罗隆基为莳植；而钱端升本着“礼貌”的原则，未提任何条目，因为聘任罗隆基具体是由钱端升去办的。因此，罗隆基关于傅斯年的要求并不醉心。而在傅斯年等东谈主看来，罗隆基参与政事行为，即是回击了聘任的前提，其解聘就在预感之中。

钱端升跟罗隆基都是法学与政事学方面的众人，两个东谈主都留学英好意思，认识宪政，他们二东谈主都是《当天指摘》的中枢作家，钱端升负责《当天指摘》之剪辑，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休刊，“《当天指摘》出书二年余……乘印刷无法准期之会，罢手刊行，计出一百一十四期”。可见，钱端升跟罗隆基的关系，原非傅斯年可比，当然钱端升不会按照傅斯年所设定的条目，去要求罗隆基，这导致傅斯年对钱端升极为起火。罗隆基还为《当天指摘》的出书，匡助钱端升寻找经费，引得陶孟和也大发雷霆。而因为罗隆基聘任之事，傅斯年跟钱端升屡次争吵，互不投降，以至于在钱端升府第，两东谈主还互不相让，吵得不可开交！傅斯年责难钱端升有二罪：“（一）兄根底藐视北大过甚同东谈主，故作念法学院长而不死力；（二）罗努惹事，实是改了原议（条目），傅孟真为此蒙不白之冤。”认为钱端升无所算作，而聘任罗隆基，假“傅斯年之名”，却行“钱端升之实”，使得傅斯年“蒙不白之冤”。傅斯年之是以这么说，乃因联大诸莳植都对聘任罗隆基为莳植暗意起火。一九四二年扣问解聘之时，郑天挺论之曰：“去年聘努生为莳植本出端升、孟真之意，盖望以此移其政事行为之心，减少中央之穷苦也。既发表，全校大哗，以为其学、其品均不堪此，因之端升、孟真并致互责。”（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志》，中华书局二○一七年版，526页）这也即是傅斯年所谓的“蒙不白之冤”所指，也点出了他们之是以“互责”的原因。

《当天指摘》第一卷第一期封面（起首：read.nlc.cn）

三、罗隆基之解聘

傅斯年信中提：“罗二年中，闻并未发愤，且去年之事太丑矣，其解聘宜也。”罗隆基被聘为西南联大莳植是一九四〇年春，此函写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。事实上，早在一九四二岁首，北大校长蒋梦麟就在谈判解聘之事，并跟北大通告长兼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商谈。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志》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七日有正经记录。其文甚长，录之如次：

八时起。师约谈罗努生解聘事。这次师在渝与诸东谈主谈，皆谓委员长起火于罗努生，且疑上月学生之事由其主动。学惹事起，重庆疑出（潘）光旦、（张）奚若、（罗）努生三东谈主，而光旦、奚若皆有为之辩解者，独努生无之，其嫌愈重，然其东谈主实无此力也。师在渝虽为之辨白，终无济。布雷、立夫告师，委员长之起火于其东谈主，不专为学惹事，且其向卢汉言中央种种，卢悉以陈委座，委座以其挑拨中央与地点感情，深恶之。往尝向立夫质问联大请其为莳植，莳植部不干预之故。继以这次学生之事，恐更无以轻其责，因力劝师解其聘，师以生涯为言，布雷意参政员月薪五百元亦差是矣。师举以相告，并商之，余意可送满聘约薪俸，婉函以告之，盖不明聘，恐亦难安于职也……去年余自川归，与树东谈主、廉澄谈，忽及努生续聘事，两君大詈，主联署致函校长请解其聘，余以使校长为难，婉劝之，今以此解去固未尽好意思，然于校内可减一纠纷也。在努生，或以此反成其名。（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志》，526页）

郑天挺，摄于西南联大时间

郑天挺日志中所言原因复杂得多，远非傅斯年函中所说起之简便，最为要津的成分是蒋介石对他起火，不错说积怨甚深，由来已久。领先，联大聘任罗隆基为莳植时，蒋质问莳植部长陈立夫为何不外问，原因安在？其次，一九四二年元月学生游行，国民政府怀疑背后荧惑者系潘光旦、张奚若和罗隆基，有东谈主为潘、张辩解，却无东谈主替罗隆基讲话，即便自后蒋梦麟替他讲话，也于事无补，故再加一罪。第三，更为迫切的是，他对滇南作战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卢汉“言中央种种”，卢汉将他的话全盘见告蒋介石，“委座以其挑拨中央与地点感情，深恶之”。有此三大舛讹，再加上他所投入的一系列社会行为，更令蒋介石不快，是以蒋介石奏凯向蒋梦麟施压，令其解聘。蒋梦麟也曾顾及东谈主情，言及他的生涯可能穷苦，陈布雷说罗隆基算作参政员，月薪五百，满盈生涯。郑天挺以为不要明言解聘，“可送满聘约薪俸，婉函以告之，盖不明聘，恐亦难安于职也”。治渴望法，额外厚谈。事实上，联大校内多名莳植对罗隆基起火，以至于一年前赵乃抟等外传续聘罗隆基，“两君大詈，主联署致函校长请解其聘”，今将其解聘，也减了校内一个纠纷；“在努生，或以此反成其名”。可见，解聘罗隆基一事，在其时也算一个不小的事件。

事实上，一九四二年春季开学很长技巧，罗隆基都莫得到校，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，郑天挺日志载曰：“罗努生赴渝未返，上课已逾三分之一，于校章不应更允其请假，且离昆又有政事关系，归期更莫定。长此悬而未定，亦无以对他校、对学生。往时师在渝已允解其聘，若更延稽，亦无以对中央。故师命由校备函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四个月薪津算作解聘。”（544页）次日，“与汇臣、矛尘商致罗努生函稿，余删非常简，俾免枝节，但太简，失之爽朗矣”。又过了两天，“复与端升、孟邻师久谈，端升不以函辞努生为然，谓如斯反授之以柄，不若迟之不至，当然解聘，毫无陈迹也。其言甚当，然师光芒日行将入渝，设当局询及，何故自解耶？”（545页）解聘罗隆基之事，定下来后，若何禀报罗隆基，让郑天挺等东谈主反复琢磨，顾及东谈主情，从中体现他们的正人之风。

罗隆基（起首：google.com）

一九四二年四月份，西南联大就定下了解聘罗隆基之事，并施济他四到七月共四个月的薪俸，本质上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从一九四〇年九月份算起，也就三个学期，第四个学期被解聘，而傅斯年的信则写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底，其时他在重庆，关于在昆明西南联大发生的事情，并弗成很快清爽，当他获悉讯息之后，专诚写信给郑天挺，正经讲解聘任之原委，可见，他的内心关于此事也曾额外在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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